張耀傑:一個日本人眼中宋教仁案(抹黑孫中山暗殺宋教仁的流言是如何產生的?)

 編者按:歷史是有趣的產物,為了達到個人政治利益,可以在歷史中擷取自己想要的段落,作為詆毀之手段。宋教仁案之前因後果原本是沒有爭議,但是因為中共對於國民黨的厭惡,民運份子將中共崛起歸咎於孫中山與蘇聯進行軍事合作,或者台獨人士對於台灣長期戒嚴時期的不滿,因此只要有助於攻擊國民黨領導性人物,孫中山或者蔣介石的言論,哪怕只是一絲絲的流言,皆大力宣傳。像是孫中山方為暗殺宋教仁之兇手的流言,其實來自日本黑龍會成員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北一輝厭惡孫中山是一個美式的民主主義者,而認為宋教仁為首的留日派學生要掌握中國,方能有助於大東亞團結,而由於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所以導致計畫失敗,但是北一輝後續在日本進行思想傳遞,造成日本皇國式法西斯主義誕生,最終成為中日二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以下為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專文,對於北一輝的「黑孫」起因以及駁斥,供讀者參考。


 談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尤其是宋教仁與孫中山之間關係,學者總會引用日本籍同盟會成員北一輝所著《支那革命外史》,北一輝究竟在《支那革命外史》當中是如何論述宋教仁與孫中山關係的,卻很少有相對完整的研究和說明,直到《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支那革命外史》部分章節翻譯而成),算是稍稍填補了空缺。這本書,為重新發現宋教仁案的事實真相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也是由作者的偏見寫就的,尤其是關於孫中山的部分。不得不說,閱讀這樣的歷史書籍是需要有足夠的知識積累和洞察能力的。

北一輝是誰

1907年3月4日,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十一時至《革命評論》社與宮崎滔天、北輝次郎談良久。」

北輝次郎是北一輝的原名,這是有據可查的宋教仁與北一輝直接交往的最早記錄。

北一輝1883年出生於日本新瀉縣佐渡郡。1906年,23歲的北一輝自費出版《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站在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後來的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上,嚴厲批評以天皇為主權中心的「國體論」,在反政府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嶄露頭角,並於同年加入日本本土的政治社團「革命評論社」;以及由日本留學生程家檉、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人,聯合孫中山所創辦的「同盟會」。

1909年5月24日,宋教仁在與長期跟蹤他的日本密探的談話中,專門談到了北一輝:此前被報紙所大肆報導之見習士官丁人俊,似乎被人們認作是清國革命黨員。其實本年一月我在大阪期間就曾聽說,丁某奉南京總督端方之密令,正為竊取有關軍事上之機密文件而煞費苦心,四處活動。丁將竊取之機密文件親自交給由國內特派來日之鈕永建(此前被誤認為是孫逸仙本人)之後,便逃離了本地,在清國公使館內隱藏數日後,平安回國內……孫竹潭之所為亦是奉端方之密令之事實,已無法掩蓋。與其有深交之吉田藤太、和田三郎等二人,與被免職之加藤仡夫、社會主義者北輝次郎往來頻繁。此四人均為同一目的而行為。表面裝出要給予清國革命運動以援助的模樣,其實卻是為獲得軍事上之機密文件而行動。北輝後來因為與其他三人意見不合而分手,加藤似乎亦於近日斷絕了與吉田、和田等之聯繫。

上述文字見於日本外務省藏檔案「441207,明治42年5月25日收到,乙秘第1391號」,原檔稱:清國革命黨領袖宋教仁在與朋友交談時,就此前離隊出走之清國見習士官丁人俊以及目前被囚獄中之胡學伸等人之行為曾說道。這裡的孫竹潭,應該是對於時任同盟會安徽分會會長孫竹丹的誤譯。1911年6月,孫竹丹被同盟會內部當作內奸,用啞鈴擊死後拋屍於大海。

查勘陳旭麓主編的《宋教仁集》以及郭漢民新編的《宋教仁集》,其中都收錄有宋教仁於1912年1月25日發給日本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的一封電文:「對您嘔心瀝血完成三十萬元借款一事,深表謝意。另外由文、吳氏給您帶去一萬五千元,雖然微薄,但可用作外交及其他活動費用,請收下。宋教仁。」

內田良平在回電中談到了正在上海為宋教仁出謀劃策的黑龍會骨幹成員北一輝:「在完成三井借款一事上,我愉快地接到您打來的一封感謝電,不過其中所談活動經費問題,我表示謝絕。在這方面,我倒是希望能給北一輝提供一些。」

這裡的文即文錫震,吳即吳嵎,二人是當時以中華民國上海都督府求援特使身份派往日本,負責向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即三井洋行借貸款項的。在此之前的1911年12月12日,宋教仁、陳其美曾經聯名致電內田良平,請他以黃興、宋教仁、陳其美、伍廷芳、李平書等人名義,草簽一份借款合同。

1913年3月20日晚上,有望出任內閣總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準備乘車前往北京時,遭到槍手武士英的背後槍擊,於3月22日凌晨在滬寧鐵路醫院去世。1913年3月23日,《民立報》在報導宋教仁的遺體含殮儀式時,公開提到了北輝次郎即北一輝的名字:宋先生本在滬寧鐵路醫院三層樓上,時靈樞已由英士在外間購來,停放最下層略大之一室。二時許,宋先生之故舊畢集。三時三十分,送含者親將舁床自三層樓抬下。衣衾棺槨,皆用中國舊式,棺楠木五寸,附體紅緞平金衾衣。宋先生靈體下樓後,由服役者將衾穿服竣事,遂入棺含殮。視含者環立四周,哭聲震宇,黃克強、于右任尤慟,沈縵雲於含前數分鐘由車站趕到,國民黨交通部職員全體俱在此,外尚有鍾文耀、伍廷芳、趙鳳昌亦均會殮,皆哭失聲。女士來者,為張昭漢、楊季威、陳鴻璧、舒惠楨,以花球置靈床,尚有日本人北輝次郎等四五人,皆泣不可抑。四點半蓋棺,一時弔客撫棺大慟,夏紹笙、葉惠鈞二君,又於哭泣中為簡章之演說,頓足捶胸,人心大憤,均大呼「人人擔任緝兇!」及後,又有日本人宮崎滔天亦踵至,靈床前已設位,遂向宋先生鞠躬,五時後始散。《民立報》社駐醫院記者錫三,及劉君白均留院護守靈櫬。

以上文字是在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之外所搜集到的北一輝與宋教仁的交往記錄,這些記錄足以證明:北一輝與宋教仁之間的關係,雖然沒有作者反覆炫耀的那麼美好;兩個之間的密切交往,卻是確鑿無疑的。

北一輝與宋教仁的交往

1911年10月17日,即武昌起義發生一個星期後,宋教仁給日本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發了一封電報,希望他能夠支持中國革命。內田良平便差遣《時事月刊》編輯北一輝以特派記者身份來到中國。

北一輝於10月底抵達上海時,宋教仁已經隨同黃興抵達湖北武昌。北一輝與正在致力於光復上海的陳其美等人短暫接觸後趕赴湖北武昌,成為宋教仁身邊的一名追隨者。

北一輝趕到武昌後,發現宋教仁一直鬱郁不歡,他當時對此並不理解。有一天晚上在武昌都督府過夜,對岸的槍炮聲震得臥室的玻璃窗悉悉作響。宋教仁對北一輝解釋說:「我來此地,實在是被黃硬拉來的。像過去那樣,他總是不聽我的忠告。我認為老譚已在此地,我們倆人沒有必要來武漢了。我正在策劃率領南京的新軍奪取江南諸省以制令天下的大計。但黃興不聽我的,拉我來此,反而在黎元洪的支配下失去了我黨的領導地位。昨天南京的代表來迎接我們了,我將順江東下去南京。不管黃興的成敗如何,只要取下南京,收復漢口就易於反掌了。」

宋教仁抵達武昌後,曾經於1911年11月2日秘密策劃推舉黃興為凌駕於鄂軍都督黎元洪之上的湖北湖南大都督,遭到武昌首義將領吳兆麟、孫武、劉公、蔡濟民、吳醒民、楊玉如等人的強烈反對;黃興也認為要先打一仗,立下戰功再建政府。

在黃興組織的漢口保衛戰節節失敗的情況下,長江下游的上海、蘇州、鎮江等地,於11月4日至7日先後光復反正、宣告獨立。被迫撤到南京城外的最具戰鬥力的新軍第九鎮,卻在11月9日的攻城戰役中遭受重創、潰不成軍。

11月13日晚上,宋教仁給正在漢口前線督戰的黃興留下一張便條,便與北一輝、倪鐵生等人一起,乘坐日本輪船「大利丸」離開武昌趕赴南京。抵達南京城外的長江碼頭時,張勳正在南京城區殘酷鎮壓革命黨人,只見城門上掛滿人頭。

11月16日,抵達鎮江的宋教仁與剛剛從南京監獄中釋放的同盟會骨幹孫毓筠(少侯)一起,在鎮江會見了正在組建蘇浙聯軍的徐紹楨、林述慶等人。

據范鴻仙一年之後回憶說:「第九鎮攻打雨花台失敗後,他急忙委派倪鐵生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函趕赴湖北,敦請宋教仁回到長江下游主持革命黨內部的協調工作。宋教仁從武漢抵達鎮江,范鴻仙希望他能夠留下來疏通各路軍隊,宋教仁卻對范鴻仙說:「我暫時要到上海、蘇州、杭州一帶籌劃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事情,疏通軍隊的工作由你來擔任。過幾天南京被攻克之後,我再來這裡組織臨時政府。」

經過蘇浙聯軍的浴血奮戰,南京城區於1911年12月2日宣布光復。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北一輝先後給黑龍會發去36封電報,按照台灣學者黃自進的歸納概括,北一輝通過黑龍會主要給日本政府提出了四項建議:

其一,日本應支持在南方革命陣營的基礎上推動南北統一。

其二,今後應厚植以宋教仁為中心的親日派勢力。他認為宋教仁是留日學生領袖,親日派在中國政壇上的代言人。「宋教仁在中國政壇上勢力的消長,自然也可視為日本在中國勢力的進退。」

其三,應聯合美國,支持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

其四,反對滿洲獨立。

南京光復後,鎮江都督林述慶搶在自己的老上司、蘇浙聯軍總司令徐紹禎前面入住兩江總督府,各路軍頭為此幾乎要發生火併。宋教仁火中取栗,施展自己的合縱聯橫之術,成功調解了一場軍政危機:林述慶出任北伐軍總司令,總司令部設在揚州;徐紹禎辭去蘇浙聯軍總司令一職。蘇州都督程德全到南京就任江蘇都督,宋教仁出任相當於江蘇省長的政務廳長。

接下來,黃興、宋教仁、陳其美、北一輝等人開始謀求凌駕於程德全之上的各省聯合政府,於是又上演了一出黃興在與黎元洪爭奪大元帥職位中宣告失敗的一場鬧劇。在黃興遲遲不肯赴南京出任代行大元帥職務的副元帥的情況下,孫中山適時回國,成為臨時大總統的不二人選。

關於此事,北一輝在寫回日本的書信中憤憤不平地介紹說:「昔者革命兒拿翁(拿破崙),得悉巴黎危急,棄其軍在埃及沙漠,單身歸京。但孫公至今尚未歸來,實為愚不可及。不過,隨著武漢起義驟然爆發,身在美國的孫逸仙頓時全身罩上五彩光環……在歐洲幾國風光了一番,然後就以英雄的姿態站在上海埠頭了……英雄就在我們的眼前聳立起來了。對俘虜和敗將表示不滿的群眾心理發酵了在大元帥之上必須得有英雄人物的想法。」

這段話是北一輝針對孫中山的反諷話語。「俘虜」,指的是被武昌首義將領俘獲之後強行擁立為鄂軍都督的黎元洪。「敗將」,指的是一生當中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的黃興。

孫中山出任大總統,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掌握著江蘇省的軍警大權的宋教仁。按照北一輝的說法,當他從上海來到南京勸說宋教仁主動擁戴孫中山時,宋教仁氣得滿臉通紅:「我已經被兄的大元帥說所誤,又被黃的優柔寡斷所誤,如果再被孫的空想所誤,這革命將何以處之?黃君食言不來也罷,我有兵力。但我絕不允許孫輩踏入這城門一步!」

關鍵時刻,同盟會元老張繼專門從上海來到南京遊說宋教仁,然後陪同宋教仁一起回到上海與孫中山握手言和。按照北一輝的說法,經過一番秘密協商,「宋君對孫君的美國理想讓步,雖設置了總理,但不負全責;大總統本身掌握大權,任命官員。」對於這種妥協讓步,宋教仁對北一輝解釋說:「現在的臨時政府,僅僅運作到北伐成功為止,今日最要緊的是討滿與共和的協調團結,美制與法制的孰優孰劣應該是天下統一後再解決的問題。」

按照北一輝的說法,在宋教仁不能如願出任相當於內閣總理的內務總長的情況下,是他建議宋教仁出任了法制院總裁,並且推薦湖北都督府的民政長湯化龍出任了法制院的副總裁。

等到宋教仁遇難之後,北一輝反思評論宋教仁與孫中山、黃興等人的關係說:「宋君自認英才,這確實沒錯,其長處在於具有大局眼光。黃君熱情雅量,也不失為一個優秀人物,但就是欠缺大局眼光。他不聽宋君的忠告而屢誤大事。世人視黃失守漢陽逃往上海的行為是中華民族怯懦的表現……此後的事實表明,宋君乃天底下最最不幸的命運之子。」

宋教仁案中的北一輝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受暗殺。關於此事,北一輝的說法是,在宋教仁「橫死的前日」,他和宋教仁「還議論縱橫,且發生爭論」;「故人宋君倒在上海火車站的刺殺現場,他一手捂住像瀑布般噴出的血流,一手抱著于右任君的頭,說出遺言:『南北統一乃余之素志,諸友若因小故而相爭必將誤國也。』宋教仁一死,革命黨的腦袋就敲碎了……黃興扶著棺木號淘大哭。譚人鳳隨後趕到,大發雷霆。聞宋被殺,天下騷然——惡逆至此,夫復何言。主謀者忙於治喪。」

北一輝所謂的「主謀者」,指的是主動墊錢給宋教仁購置楠木棺材的前滬軍都督陳其美(英士)。北一輝認為,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的實際主持下,國民黨在全國範圍的國會選舉中,贏得了參眾兩院的多數議席,有望出任內閣總理。宋教仁既不想讓「南孫」即孫中山出任總統,也不考慮讓「北袁」即袁世凱出任總統,而是想讓第三者——被認為最愚笨懦弱的黎元洪——來當總統。這些因素構成他遭受暗殺的直接原因。是孫中山「暗示」陳其美殺掉宋教仁的,袁世凱與孫中山在暗殺宋教仁一事上,可能存在著相互聯手的可能性:「不能不談的是作為二次革命的誘因,那就是故人宋教仁君的橫死事件。宋被刺殺,是天人共憤之惡業。亡靈的不白之寃,是三年來隱藏在鄙人心中的最大塊壘。鄙人可以負責任地說:袁不是暗殺宋的主犯,他僅僅是個從犯而已。暗殺計劃的主謀者是宋的革命『戰友』陳其美,還有一名驚天從犯……」

按照北一輝的解釋,殺害宋教仁的主謀陳其美,同時也是挑起發動所謂「二次革命」的罪魁禍首:「主謀者覺得與其他大從犯一起舉兵,既能瞞天下之耳目,又可以扳倒北方的從犯,豈非一舉兩得?而北方的從犯對主謀者與其他從犯的背信大感憤怒,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也做出了格外強硬的姿態。革命黨的輿論對袁的強硬甚感憤怒,且誤認袁就是主謀,於是和真正的主犯組成不義之軍。舉兵謀略由上海都督府像無底之瓶似地泄露出來。具體的殺人兇手從租界警察局引渡到主謀者的權力範圍後,要不是立即被毒死,就是馬上逃走了。」


令人遺憾的是,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下級軍官於1936年2月26日發動武裝政變的思想主導犯的罪名執行槍決的北一輝,再也沒有像他所承諾的那樣,為宋教仁案提供完整確鑿的證據鏈條。萬分僥倖的,當年的日本外務省在檔案文獻當中,保存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所記錄的北一輝的部分言行。

在標明「機密第47號,大正二年(1913年)4月8日」的日本外務省密件中,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在寫給「外務大臣男爵牧野伸顯」的關於北輝次郎的報告中寫道:「今回發生了宋教仁暗殺事件。有關暗殺疑犯及行兇情況,該人信口雌黃,密告黃興與在華僑民共謀,又密告各國租界的警察也有干係,引起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重大疑惑,對我在華國人也有其他嫌疑。若任由其胡言亂語,必將嚴重妨礙地方之安寧。為此,命令該人從本日起三年內不准在清國僑居。」

在標明「機密第730號5月1日考察人談話摘要」的另一份日本外務省密件中,更加具體地記錄了北一輝關於宋教仁案的私人調查:「接受離境命令於近日歸國的社會主義者北輝次郎就宋教仁暗殺事件做了如左談話,其談話內容真假難辨,現上報僅供參考。在暗殺宋教仁的陰謀者中,有化名為王古謨的大久保豐彥,目前滯留在上海香港路5號我國人長岡豐所經營的慈惠醫院內。其在宋被暗殺前後,往來於應桂馨等人之間,並將多數秘密檔案交給其洋妾的乾爹叫做野口某某的保藏。關於大久保的行為,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旁168號的高望信彌及長田實等人都願意在任何時候挺身作證。已被拘留的應桂馨等人,若坦白右面之關係,將對我國外交工作產生巨大的影響。」

北一輝所提供的相關人證及其線索,是有一部分真實性的;但是,這些線索只可以用來強化陳其美是謀殺宋教仁的第一嫌疑人的證據鏈條,卻不足以支撐孫中山和袁世凱是宋案「從犯」的有罪推定。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一書中針對孫中山的諸多言論指控,實在缺乏證據,屬於有罪推定,近乎詆毀。